武王灭纣，非常之快。联军子月(周历正月)底出发，丑月(周历二月)底就攻进了殷都朝歌，殷纣王就自杀了。一个原本十分强大的政权，怎么说亡就亡了呢？直接的原因，是殷纣王派出去的部队，一到前线就掉转矛头，变成了周
用人做牺牲品叫“人牲”，做陪葬品叫“人殉”，同样是不把人当人。可是这两种制度，在殷商时代非常盛行。送上祭坛和埋进坟墓的，不仅有奴隶和平民，甚至还有贵族。这也不难理解。因为牺牲品和陪葬品，原本是人神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。出价越高，红利越大。因此，如果是重大祭祀，有特殊要求，或者去世的人物地位特高，光杀战俘和奴隶就“不够意思”，非杀贵族不可。比如纣王的大臣比干，我怀疑就是因此而被杀，或者以此为借口杀的。
然而，尽管殷商政权杀了那么多的人，甚至杀了贵族来陪葬，皇天上帝还是不保佑他们。显然，周人要想保住胜利果实，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。殷的统治者既然不把人当人，那么，周的统治者只有一种选择：把人当人。
把人当人，就是“仁”，也就是“人其人”。周武王在伐纣之前，曾发表宣言，说“惟人万物之灵”，说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”(意思是有再多的亲戚，也不如仁爱人民)。周武王是不是真说过这话，难讲。但要说周人有这种观点，大约是实。范文澜先生甚至说，周人是废除了“人牲制度”和“人殉制度”的，而且认为这件事具有“重大进步意义”。当然，一种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制度，说废除就废除了，并不可能。事实上此后的人牲和人殉，仍史不绝书。不同的是：这两件事已不像在商代那样被认为理所当然。相反，谁要再搞，还会遭到抵制和批评。
公元前641年，宋襄公与曹国、邾国的国君会盟，让邾文公杀?国的国君(子爵)祭祀社神，司马子鱼反对说：用大牲口来进行小祭祀，尚且不可(小事不用大牲)，哪里还敢用人(而况敢用人乎)？子鱼还说：祭祀，原本是为了人(祭祀以为人也)。人，是神的主人；神，是人的客人(民，神之主也)。用人做牺牲品，谁能够享用(用人，其谁飨之)？你们这样倒行逆施，只怕没有好结果。将来能够善终，就是万幸(得死为幸)!遗憾的是，子鱼的反对似乎并没有成功，那个倒霉的郜?子爵还是被杀了。
也有反对成功的，齐国的大夫陈子车死于卫国，他的老婆和管家就商量着要用人殉葬，而且连要杀的人都定下来了。老婆和管家的理由是：夫子死在卫国，生病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，所以应该派两个人到阴间照顾他(夫子疾，莫养于下，请以殉葬)。然而陈子车的兄弟陈子亢说，用人殉葬，不合礼法(以殉葬，非礼也)。当然了，你们也有你们的道理，我哥哥生病的时候“莫养于下”嘛!不过，最该照顾他的，也就是二位(彼疾当养者，孰若妻与宰)。所以，我的意见是：能够不用人殉葬，最好(得已，则吾欲已)。实在不行，就只好杀你们两个(不得已，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)。结果大家也能想象，是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。
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，而且连用俑都反对。俑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，比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。对于这类东西，孔子深恶痛绝。孔子曾明确表示“为俑者不仁”；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”，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，大概会断子绝孙吧!发明土偶和木偶，原本是为了代替人。与用人殉葬相比，应该说是一个进步，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？杨伯峻先生认为，是孔子不知道这个过程，以为用俑在前，用人在后。有了俑殉，就会有人殉。我倒不这样认为，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。因为俑是人的替身，也是人的象征。用俑殉葬，就是承认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。何况当时的俑，都做得活灵活现，某些木俑还能“踊动”，这才叫做“俑”。所以孟子认为，孔子反对用俑，就因为它们太像人了(为其象人而用之也)。用这样酷似真人的俑殉葬，与用人简直没有区别(不殆于用人乎哉)!故此例不可开，此风不可长。此例一开，人殉就有复辟的可能，因此连这个口子也必须堵住。显然，这是一种原始的、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。其核心，就是要把人当人，不能把人当牲口。
然而天命不可废，鬼神不可无。废了天命，周的政权就没有了依据；没了鬼神，周的统治就没有了手段。灭商之后，武王也好，周公也好，都一再对别人说：我们为什么要取代殷商？就因为有皇天上帝的授权。这就叫“天命”。我们接受上天的授权，革殷商的命，即“周革殷命”。这就是西周政权的合法性。所以，天命还得讲，鬼神还得要，祭祀和丧葬还得搞，又不能再像殷商那样不把人当人，那又该怎么办？
只有一个办法：把神当人。
这个想法，恐怕也来源于周公。《诗・大雅》中的《文王》，据说就是周公的作品。在这首诗里，周公提到了一件事，就是“周革殷命”以后，殷商的那些贵族，都穿着漂漂亮亮的礼服，毕恭毕敬排着队，在周人的祭祀仪式上行礼。于是周公说，天命真是伟大呀!殷商的子孙不也上亿吗？还不是统统变成了周的臣属，参加我们的祭祀？此时此刻，他们心中想念的，究竟是谁的祖宗呢？
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”
我猜，周公是亲历过此事的。而且，这凄楚哀婉的一幕，看得他瞠目结舌、胆战心惊!谁能保证我们周人，就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？因此，他在赞美天命伟大的同时，也痛感“天命靡常”。周公对召公?说：“天不可信，我道惟宁王德延。”就是说，天命靠不住，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谦虚谨慎，兢兢业业，把文王和武王的美德继承下去。否则的话，那老天爷可是翻脸不认人!
周公的这些话，代表着周人在胜利之后的反思。其中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冷静，令人惊叹!他们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反倒惊悚恐惧于“天不可信”和“天命靡常”。天命无常，靠得住的就只有德；天不可信，信得过的就只有人。当然，天命还在，天意还有，但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，说到底，还是看人的表现。
因此，周公和他的同事，还有他的追随者，包括许多代以后的追随者们，采取了一种高明的策略：神还要敬，命还要讲，皇天上帝也还要拜，但对于天、神、命，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，必须重新解释，重新定位。怎么定位？三点。一，人与天的关系，是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。就是说，皇天上帝并不一定认准了只保佑某个民族、某个政权。谁有德，就保佑谁。二，人与神的关系，是“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，依人而行”。就是说，鬼神明察秋毫，人做好事他们就赐福，人做坏事他们就降灾。三，人与命的关系，是“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”。就是说，命运本身无所谓好坏，全看人们自己的选择。你选择好，就是福；你选择坏，就是祸。是福是祸，自己看着办。
这样一来，人与天、人与神、人与命的关系就全都变了，而且是 “不把村长当干部，不把豆包当干粮”，越来越不把天、神、命当回事。说天“惟德是辅”，还多少承认上天选择的主动权；说神“依人而行”，这种主动权就打了折扣；而当他们说命运“惟人所召”时，主动权就完全在人手里了。于是，以神为本，就变成了以人为本；神的祭坛，也就变成了人的舞台。而且，越到后来，人就越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，鬼神也就越是被边缘化。发展到春秋晚期，就有了孔子的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就是说，鬼神还是要祭祀的，但犯不着上杆子巴结。
显然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孔子究竟相信不相信鬼神的存在？我看其实不信。如果信，那就应该“亲而近之”，为什么要“敬而远之”？鬼神是否存在，搞不清，也讲不清。最好的办法是存而不论，挂起来。问题是祭祀仍然要进行，那就必须信神信鬼，但要相信鬼神，又实在缺乏证据。不能信，又不能不信，怎么办？祭神祀祖的时候，权当他们存在好了。这就是所谓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。这不是“老奸巨猾”，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。因为在孔子看来，人之所以要祭神祗，祀祖先，无非是表达一种心意和敬意罢了。既然是表达心意和敬意，那就必须假设他们存在，认为他们存在，权当他们存在，而不要去问他们是否当真存在。比方说，我们祭祀祖先时，祖先还在吗？当然不在，但又活在我们心里。对待神，也如此。
孔子的这个主张，无疑非常明智。其实这种明智也是必然，把人当人，就不能“把神当神”；不把神当神，就只能“把神当人”。最后的结果，则必然是不再讨论鬼神的有无，这是一种理性态度，也是一种人文精神。其核心思想，就是认为现实的人和人生，比搞不清也说不清的鬼神重要。把人当人，就是人道主义；把神当人，就是理智态度。这就当然是“以人为本”了。
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问题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你可以不要某种崇拜，但不能没有崇拜。因为在人类的早期，所有的民族都得靠它们或他们凝聚族群。炎黄时代靠图腾，殷商时代靠鬼神，显然，周人只能用某种信仰去取代另一种信仰，在把神拉下神坛的同时，还必须把别的什么送上去。他们该怎么办？
说来很简单：把人当神。
人有好几种，周人崇拜谁？他们选择的是圣人。一般地说，圣人都是历史上对我们民族起过大作用的人。他们往往同时也是过去的领袖(王)，因此也叫“先王”、“先圣”。最早的，有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；晚一点，有尧、舜、禹；再晚一点，有商汤、周文。不过，圣人并不一定是王。比如周公、孔子，就圣而不王。王也不一定是圣人。比如夏桀、殷纣，就王而不圣。怎样才算？两条，一是有大贡献，二是有大发明。比如大禹治理洪水，商汤推翻暴政，是大贡献；周公制定礼乐，孔子创立儒学，是大发明。当然，最好是既有大贡献，又有大发明，比如伏羲发明了八卦，神农发明了医药，黄帝发明了车船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理应受到崇拜。早期的圣人，就是这样。他们是在我们民族历史上开思想、文化、制度之先河的人。他们留下的言论，就是“经”；他们创立的制度，就是“典”；他们阐述的思想，就是“道”。圣人，掌握了真理(道)，创造了经典(文化、制度)，改变了生活，因此叫“圣”。从周代开始，我们民族崇拜的，就是这样一些历史上或者传说中曾经存在过的人。实际上，圣人的名单并不固定。比如孔子，原本不是圣人的，后来是了。再后来，孟子等等，也都是了。再后来，关羽也是了，孟子则一度被拉下来。可见谁是圣人，有争议。要崇拜圣人，没问题。
这就不是“神的崇拜”，而是不折不扣的“人的崇拜”，因此应看做“以人为本”的组成部分。问题是：圣人虽然是人，享受的待遇却是神。他们不容亵渎，不容诽谤，不容非议，与神没有两样。在周代，圣人其实是被当做神来崇拜的。圣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，没人会去批判。
也有崇拜英雄的，但中国人的英雄崇拜，远不能与圣人崇拜相比。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、刘备、孙权，都是英雄。可是人们崇拜的，却是诸葛亮和关羽。诸葛亮和关羽是什么人？圣人。
什么是圣人。孟子的定义，是“人伦之至也”，就是人群当中最有道德的。比如伯夷清高(圣之清者)，伊尹负责(圣之任者)，柳下惠随和(圣之和者)，孔子识时务(圣之时者)，虽各不相同，但都是圣人，因为都是道德楷模。这是所谓“后圣”。 “先圣”有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，都是“有德之君”。第三梯队的孔明、关羽、岳飞等等，他们能够成为圣人或者“候补圣人”，首先是因为有道德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关羽义薄云天，岳飞精忠报国。
有道德，这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首要条件。显然，中国人的所谓“圣人崇拜”，其实不过是“道德崇拜”。所以，如果说“把人当人”体现的是人道主义，“把神当人”体现的是理智态度，那么，“把人当神”体现的就是道德精神。人道主义、理智态度、道德精神，这三条合起来，就叫“以人为本”。
（摘自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，定价：29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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